圣散子方，乃一古方，其组成之药繁多，犹如繁星点点，各具其妙。其中，肉豆蔻，或曰草豆蔻，其性温热，能暖脾胃，消积滞；木猪苓，其性甘淡，能利水渗湿，通利水道；石菖蒲，香气浓郁，开窍醒神，化湿和胃。茯苓、高良姜、独活、柴胡等，均为医者熟知之良药，或温中散寒，或解表发汗，各有千秋。尤为值得一提的是，此方中还有吴茱萸，虽《良方》中未载，但其辛热之性，能散寒止痛，温中止呕，对于寒湿之邪，尤为有效。附子、麻黄、厚朴等药，更是如虎添翼，助此方温中散寒、辛温解表之力更上一层楼。而此方的功能，更是广泛而深远。其能温中散寒，辛温解表，芳香化浊，健脾运湿，对于感受寒湿邪气的多种疾病，均有显著疗效。其通表达里，通上彻下之功效，更是令人叹为观止。加之东坡居士的推崇，使此方在宋代几乎成为通用治寒疫之方药，其影响之深远，可见一斑。

庞氏将此方采入自己著作之中，亦可见其对此方的珍视与推崇。其使用之频，影响之远，赞誉之高，足见此方之不凡。

用圣散子方通治一切伤寒病证，不论其效果如何，至少可以反映以下几个观点:

(1)通用药物与专病专方的关系:

在中医学的深邃理论中，辨证论治与同病异治固然是两大支柱，然而，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法则——那就是辨病论治与异病同治。这两大法则如同中医殿堂中的双子星，共同指引着治疗的方向。当我们深入研究某一特定病证，探索与之相对应的方药时，便是在走辨病论治的路径。这种针对特定病证的研究，旨在简化治疗手段，如同在复杂的疾病丛林中，找到一条通往治愈之路的捷径，使临床疗效得以显著提升。然而，探求诸病通用药物，却是一条更为宽广的道路。它要求我们不仅仅停留在对某一病证的孤立研究上，而是要跨越病证的界限，深入探索不同疾病之间的病机共性。这如同一场跨学科的探索之旅，需要医者具备深厚的中医理论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。同时，我们还需要对通用药物的临床功效进行严格的验证，确保其安全有效。辨病论治与异病同治，这两种看似矛盾实则相辅相成的思维方式，在中医学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。它们既是对专病专方治疗方式的补充，也是对中医治疗理论体系的完善。从理论角度来看，它们丰富了中医的治疗理念；从临床角度来看，它们提高了治疗的灵活性和有效性。因此，在中医学的道路上，我们既要善于运用辨证论治与同病异治，也要不断探索辨病论治与异病同治的新领域。

(2)通用药物的组方原则:

一曰药性平和，犹如初升的旭日，既不炽热也不寒凉，它恰到好处地温暖着每一个需要的角落。本方以豆蔻十枚为君，如众星捧月般被其余药物环绕，这些药物均只半两，既为臣又为佐，共同构建出一个和谐稳定的药性体系。苏轼曾言其“药性小热”，正是这恰到好处的热度，让它能在阴证阳证之间游刃有余，犹如一位高明的舞者，在阴阳交织的舞台上自由穿梭。二曰多种功能，本方的药物总计22味，如一支庞大而有序的交响乐团。其中，祛邪的药物如锐利的刀剑，有解表、散寒、温中、化湿、祛痰、化浊等锐利之力；而扶正的药物则如温暖的阳光，有补脾、补肾、补肝、和营等滋养之能。这些药物之间，如同音符与旋律的和谐组合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，使得本方能作用于多个脏腑，发挥多种作用，其应用范围之广泛，犹如一幅细腻的画卷，展现出无尽的生机与活力。这与《千金要方》之三建散药性峻猛、功能单一的直截了当截然不同，更显得本方如同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，以丰富多变的手法描绘出生命的精彩。三曰君臣佐使不明显，虽看似各种药物齐头并进，实则各有千秋。豆蔻十个，甘草一两，其余药物均用半两，杂合以治，仿佛是一场没有主角的戏剧，但每一角色都不可或缺。这些药物，或取其气，或取其味，或取其性，或取其形、色、入药部位，或取其某些特殊功效，虽貌与病情不符，但用之功效如神，这正是本方的高明之处。这种看似不明显的君臣佐使关系，实则是一种深藏不露的智慧，它使得本方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病情中，找到最佳的平衡点，发挥出最大的治疗效果。

(3)通用药物必须经过大量的临床验证:

在医学的殿堂里，每一个通用方的诞生都如同星辰的璀璨，背后是无数次的验证与磨砺。正如那经过千锤百炼的宝剑，只有经过反复的验证，不断的修改与补充，方能铸就那无懈可击的锋利。以甘草为例，这味中药在方剂中如同一位不可或缺的舞者，十方之中，八方有它的身影。而当我们聚焦于复方，如苏氏所创的良方，更是历经了时间的洗礼。据史书记载，苏氏在黄州的岁月里，他的药方如同春风化雨，滋润了无数病苦的生命，“全活至不可数”的赞誉便是最好的证明。在杭州的日子里，苏氏的药方更是如日中天，一年之间，“所济及千人”，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，更是无数生命重获希望的象征。而这背后，是苏氏对于医术的执着追求，是对于每一个生命的敬畏与珍视。然而，真正的“济世卫家之宝”并非一蹴而就。它需要经历岁月的沉淀，需要男女老少有病无病之人的遍尝与验证。只有经过这样的千锤百炼，它才能真正成为那无病不治的传世良药。在这漫长的岁月中，每一份尝试、每一份付出、每一份坚守，都铸就了这“济世卫家之宝”的辉煌与传奇。诚然，对于时行寒疫的治疗，采用偏于温热的药方确实有其合理性。然而，若是不加区分地“不问阴阳二感”，盲目应用此方，即便对于阳毒证患者，也声称“入口即觉清凉”，恐怕是夸大其词，过于轻率了。此方之所以仅被列入《时行寒疫论》，背后定有其药证相对之考量。正如陈无择在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中所言：“此药看似专为寒疫所设，因其由东坡作序而广为流传。然辛未年间，永嘉瘟疫肆虐，受害者众多，此药能偶中其症，却也难以断定是药力之功，还是方士的偏宜之选，历史已无法考证。东坡先生将其与三建散相提并论，不分寒热便加以施用，似乎显得过于草率，不近人情。”在中医理论中，我们深知阴阳相互转化，物极必反之理。寒疫亦能引发狂躁之症，阴能发躁，阳能发厥，此乃常理，医者不可不知。因此，对于此方的临床应用，我们必须审慎地审究其寒温二疫之分，确保用药精准，不偏不倚，方能真正发挥其疗效。陈无择的见解，平正而深刻，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。#深度好文计划#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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